“西北边境第一连”的开创者
发布人:离退休处  发布时间:2015-03-13   浏览次数:

        李同书同志现为石河子大学退休干部,195612月参军,1964年转业到兵团农十师,参加了185团一营一连(现称“西北边境第一连”)的创建工作,1970年—1972年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连指导员。此文根据本人口述整理。

进驻叶西盖

        叶西盖是祖国西北边陲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在地图上从没有过标识,这里以一条名为“阿拉克别克”的小河为国界线与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阿拉克别克河宽不盈丈,枯水期的时候,小河最窄的地方一步就能跨过。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中苏关系紧张时,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叶西盖就是我方控制的其中一块。为了表明这块土地是中国的领土,185团每年都要派出机耕队到叶西盖播种冬麦,第二年再去收获。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苏联的边防人员经常入侵这里,与我边防部队时常发生争执甚至武装冲突,我外交部向他们发出过多次严正警告和抗议。在这里组建一个连队屯垦戍边,对于确保国土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西北边境第一连”。19702月,李同书奉185团党委的命令,到叶西盖组建一营一连。他带领五名军垦战士骑马进入叶西盖地区勘察,开始了建连的准备工作。当时的叶西盖,冰天雪地,积雪平均厚度达60多厘米。为了开春前全连职工能进驻连队,他们扒开积雪挖地窝子,又沿着土坡搭了些用苇子扎的简易房子。在刚挖好的地窝子里,就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李同书趴在被子上,拟写了一连的五年发展规划,以及当年生产、军训、思想政治工作计划。3月底,从全团抽调的55名职工,连同家属子女200多人来到了叶西盖。到了叶西盖,望着茫茫荒野,忍受着难耐的寒冷和铁衣远戍的辛勤,寂寞的思乡情油然而生。部分职工的情绪一度十分低落,有的还编了顺口溜,说这里是“黄土变黄沙,粮食不能打,地道不能挖,秋后还要回老家”。针对上述情况,党支部及时对干部职工进行了革命传统、国际形势和爱国主义教育,迅速稳定了队伍的情绪,鼓舞了士气。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职工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守卫祖国的每一寸国土是我们军垦战士的光荣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使这个信念化为大家自觉的行动。各班组纷纷向连党支部递交请战书,积极投入到了白手起家、建设连队的战斗之中。

初战传捷报

        叶西盖离团部40公里,不通公路,只有一条穿越沙梁的便道,马车是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从头年12月到来年的3月底,大雪封路,交通断绝。全连200多口人进驻叶西盖时尚未开春,天寒地冻,没有住房,没有学校和幼儿园,没有蔬菜和食油,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这年春天,雪依然骄横恣肆,原先机耕队播种的1300多亩冬麦得了雪腐病。李同书召集支委会研究对策,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采取人工化雪的办法救急。全连职工起早贪黑,硬是在1300多亩麦田上撒了一层黑土。雪很快融化了,职工们又及时排出了麦田里的积水,进行了春耙。见到阳光的冬麦枝叶伸展,重新焕发了生机。这是全连职工和叶西盖自然恶魔的第一次交锋。为了赶在入冬前让全连200多口人住进新房,连党支部号召全连职工自己动手解决住房问题。在搞好春夏田间管理的同时,同志们利用早晨上工前和晚上收工后的时间,打了十几万块土块,连党支部组织委员、司务长翟胜美同志创造了日打土块1500多块的记录。夏收后,连队盖起了1000多平方米的住房,还建了学校、托儿所、粮仓及办公室。全连职工告别了地窝子,住进了土坯房。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建连第一年,连队就获得了大丰收,收获小麦60多万斤,平均每个职工生产1万多斤粮食,此外还种植并收获了4000多斤油葵、1000多斤蔬菜和西瓜。年终连队向团里上缴利润2万多元,成为全师唯一不亏损的连队,被农十师授予“四好连队”称号。

严冬挖排渠

        叶西盖地下水位很高,四月下旬拖拉机尚不能进地,常误农时。为此,李同书带领连里的骨干,走遍了连队的每一块土地,制定了水利建设规划,连续3年利用冬闲挖排灌渠。这里的冬天,平均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有的地方积雪深达两米,人稍不注意就会陷入雪中。大雪封路,就让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志穿上毡筒在前面踏路,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跟上,雪深至腰部,却没有一个叫苦。连里的干部带头奋战在工地上,李同书在劳动中不慎砍伤了左腿,鲜血洇透了棉裤,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依然一瘸一拐地忙碌在工地上;三班班长、共产党员廉桂涛同志光着膀子将十字镐抡得上下飞舞,雪花落在他的背上、头上,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妇女班长、“女中豪杰”郝淑云同志日日超额完成定额任务,她使用的钢板铁锹在三个月里就磨去了三公分多,被评为“挖渠能手”;二班长周立民创下了日挖渠15立方米的记录。连续三个冬天,全连职工没有休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平均每人每天挖土方8立方米,共挖排水渠8公里,引水渠7公里,建成了覆盖全连土地的农田水利网;同时经过两年大力开垦荒地,全连耕地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还饲养了马、牛、羊等家畜。靠着勤劳的双手,一连这个边境连队从无到有,展现出了勃勃生机。界河堵决口1971年春节,是人们进驻叶西盖后的第一个春节。正当全连老小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时,界河突然发生了决口,河水顺着决口不停地往麦田里灌,决口越来越大,1000多亩冬麦面临灭顶之灾,情况十分紧急。李同书召集齐支委,带领全连同志迅速来到了界河边。2月的河水带着冰渣,汹涌地流着,必须下水才能堵住决口。为了御寒,李同书带领十几名同志喝了几口白酒,又脱掉棉裤,用白酒把双腿擦得发红发木,然后手挽手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打起了木桩;其他同志则在岸边忙着往麻袋里装沙填土,不停地往水里扔。水如针刺,冰如刀割。腿冻麻了,抽筋了,他们咬着牙坚持着。突然,木桩上的一颗钉子深深扎到李同书的腿上,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同志们连声喊着:“指导员!快上来吧!”硬是把他拉上了河岸,要把他背回连部,李同书一把推开他们,大声吼道:“别管我,快去堵水!”说完,又跳入了水中。几个小时后,水终于被堵住了。然而,所有的战友都病倒了,有的发起了高烧,在昏迷中仍喃喃着“挺住……挺住……”。刺骨的冰水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伤痛,所有下水的同志都轻重不同地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但多年之后,当他们回忆起往事时,依然无怨无悔。

火场就是战场

        197185中午两点多钟,全连职工刚下班,家家户户正忙着做午饭。李同书在进家门时偶然一回头,突然发现界河边浓烟滚滚,火光闪闪。他心里一惊:坏了,起火了!如果大火不能马上扑灭,沿边境线的一千多亩原始森林将毁于一旦,破坏了自然植被,界河就会改道流向我方,大面积的国土将会成为苏联的,那样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另外,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如果大火烧过界河,就会给外交方面带来很大的麻烦,一要赔偿,二有损国威。火场就是战场,时间紧急,李同书立即找到连长柯玉华,简单碰了个头,就带领全连职工家属100多人急匆匆赶往火场。连部离火场近两公里,但参加灭火的干部职工和家属仅仅用了10分钟就都赶到了火场。这时已是火光冲天,烈火熊熊,烧得大树、茅草“啪啪”作响,人根本无法靠近,唯一的一台拖拉机也失去了作用。河道里满布着密密的芦苇,大火还有20多米就要烧到界河,打不出隔离带是无法控制住大火蔓延的。大家都急红了眼,怎么办?只能拼了!李同书、柯玉华将救火的同志简单地作了分工,一部分同志伐树,一部分同志压芦苇。伐树的同志有的被浓烟熏得眼睛看不见,气喘不上来,晕倒后爬起来再干。压芦苇的同志跳进齐腰深的苇湖里,用身体压、膝盖跪,把芦苇压进了泥沼里。有的同志因离大火太近,衣服烧着了,在苇湖里压灭后接着干。他们的手脚被芦苇划破了,很多人甚至浑身都是血口。连续奋战了七个半小时,同志们没顾得上喝一口水,吃一口饭,硬是把大火扑灭了,保住了大片森林,保住了国土。在这场火与血的考验中,大家把生命置之度外,哪里最危险就冲到哪里,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共产党员廉桂涛、张树春、郑士红、刘道昌、赵从正,有四班长姚树托、一班长蒋进文、下放干部徐春惠和王振久、女班长郝树云、胡翠英,还有家属陈兰英等。老职工徐伯君身体不好,连领导就没有让他上火场,而是派他在连部守电话。他心里惦记着救火的战友们,就烧了几桶开水,挑到路口等同志们回来喝。当同志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归来时,这盛满兄弟之情的一碗水,立刻驱赶走了疲劳,很多同志都流下了热泪。原始森林里腐殖质有60多公分厚,如果死灰复燃,后果不堪设想。队伍撤离火场时,李同书与柯玉华商量,准备留下几名骨干同志值班。职工干部争相请战,最后两名连队领导决定和支部委员翟胜美、二班长周立民、共产党员邢生金3名同志一起留下,清理火场。大火过后,成群的蚊虫又蜂拥而出,向人疯狂地进攻。185团是蚊虫肆虐的地方,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非洲的乍得湖和坦噶尼喀湖地区并称“世界四大蚊区”。界河对面苏联边防哨所里的士兵,就是因为忍受不了河边蚊虫的肆虐,将边防哨所后撤了几公里。在夏季,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田里劳作的职工都要戴上自制的防蚊罩,有的人还往两腿和胳膊上抹上柴油。在这个不眠之夜,五名同志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耐的疲乏,借着月光,把火场来回篦了几遍。当最后一个隐患被消灭后,天边已露出微微的曙光。多年后,李同书仍十分感叹:“在血与火的考验前,更显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只要上下团结一致,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困苦。这么多年,我最忘不了的,就是我的战友们对党、对国家的那份深情,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那股豪情。”

忠孝不能两全

        197275,185团党委召开夏收工作会议。会后,团部的干事交给李同书一封家信,信是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寄来的。李同书知道母亲有病,心想母亲的病可能又加重了,他怕自己感情难以控制,当着外人的面没敢把信拆开。在回连队的路上,李同书的手在口袋里一直紧紧地握着那封信,途经一片白桦林时,见前后无人,他才颤抖着双手打开了信。信是母亲口述,别人代写的:“儿啊,娘患的是鼻窦癌,已到晚期,现在双目失明,疼痛难忍,生不如死,你快回来看我一眼吧,否则,你就见不到娘啦。娘别无他求,唯一的希望就是再见你一面。自从你去了新疆,我们有八年未见面了,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难道工作就真离不开吗?”读到这里,李同书已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李同书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母亲十分疼爱他,他对母亲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想到离家千万里,平时不能尽孝,死时不能送终,李同书心如刀绞。他手扶着白桦树,遥望着家乡的方向哽咽着说:“娘啊,您痛在身上,儿疼在心里,儿恨不能立刻来到您的病榻前。但是,娘啊,儿肩上的担子和战争年代一样重,现在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担当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双重任务。一连是个小连队,就我和柯连长两个连职干部,正式职工只有50来人。现在连队开荒造田已经3000多亩,劳力少、任务重,地理位置又很特别,离边境线仅一步之遥,夏收完就是冬播,柯连长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这个时候我怎能向团党委请假呀。娘啊,您是深明大义的老人家,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您送大哥上战场,抗美援朝时,您又送二哥去保家卫国。今天,轮到了您的小儿子为祖国边境安危尽职尽责,请您能原谅儿子的不孝吧。”清风拂泪,云涛低垂。唯有沙山半山腰上那两丛红柳,一双守望着国境线的“大眼睛”,在注视着他。李同书又一次增添了戍边守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看着这双眼睛,他似乎看到了远方母亲深情的目光……回到连队,李同书给在团部工作的一个战友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替自己给老母亲寄去30元钱,自己又连夜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老人家,等8月底冬播结束后,一定回去探望她。但不幸的是,老人家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810就撒手西去了。家里的亲人后来告诉李同书,母亲弥留之际,手把床头,仍在低声呼唤着小儿子的乳名……李同书最敬重的老首长、时任185团政委的魏长君得知此事,不胜唏嘘,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劝慰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忠孝不能两全。要忠心报国,就顾不了小家了。”时至今日,每念及此,李同书都不禁老泪纵横。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参加创建“西北边境第一连”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安危,奉献了青春年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西北边境第一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日的土坯房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而又宽敞的新房,通连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有线电视和电话。近年来,连队种植亚麻、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康连队。连队一天天在变化,但多年始终不变的,不仅有每天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国旗,还有依然激励着新一代兵团人开拓创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界划定,叶西盖这块“争议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里又重新洒满了和平的阳光,但这里的年轻一代仍然传唱着老一辈人编写的歌谣:“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界线旁牧羊牛”,依然履行着屯垦戍边的职责,守卫着祖国的那一方国土,成为共和国永不移动的界碑。如今,“西北边境第一连”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老兵团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