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大学经贸学院教授严以绥。在他不计其数的学生中，除了众口一致认为严教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和悦可亲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系统工程专家还有着绚烂多彩、非同寻常的经历。
成长的历程
1949年6月，正在福州三民中学读高中的18岁的严以绥，已长成一个身材高大、英姿勃勃的青年。他喜欢阅读古今中外思想家的论著，尤其喜欢高尔基和鲁迅。浓眉下一双聪明睿智的眼睛使他自然而然地与一些进步青年交往，其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当人民解放军南下的隆隆炮声传来时，他感到无比振奋，和几个进步青年一道，离开福州，奔回家乡霞浦，再向北参加自己的军队，并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随队参加军事行动和解放三都澳的战斗。因他熟悉当地地理民情，通晓方言，开始当侦察员，后来升为侦察班长，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中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前那一段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岁月。
1952年10月，山东农学院农学系56班考进一个身穿黄军装的新生。他面庞棱角分明，双目犀利有神，身材高大笔挺，步履刚健有力，一派军人风度。他年龄和同学相差无几，却有兄长风度，性格既爽朗耿直，又亲切随和，知道他的经历后，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当兵的”。无论从他的革命生涯还是他干练的风度，班长与团支书的头衔都非他莫属，而且一直持续四年。他就是严以绥。
严以绥考进农学院固然是组织安排，但主要是个人志愿，或者说是一念之差。1952年，当他在部队中兢兢业业地工作，为解放台湾的大业恪尽职守时，上级决定，凡高中二年以上程度的同志都可参加大学考试，从自己的部队中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忠于党的事业的知识分子。他属此列，被派往上海沪江大学恢复学业准备应试。他本来被分到工科班，因在高中时读了一年农科，于是主动要求进入农医班，随即如愿以偿，并在半年后考进山东农学院，这就决定了他毕生从农的命运。
进军北大荒、海南岛
5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专家马斯洛夫等人应邀来华帮助我国建立友谊农场，事毕准备返回。上级考虑到我国的土地规划事业应有自己的接班人，于是从各农业院校抽调毕业班学生来北京参加半年土地规划培训班，有马斯洛夫等人作回国前的授课，严以绥与本院9名同学一道，被送入北京参加培训。马斯洛夫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他理论结合实际，认真授课，使严以绥获益不浅。毕业后，严以绥被分到农垦部荒地勘测设计院，这是一直注定要历尽艰辛、披荆斩棘的队伍，因为在他们征程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人迹罕至的北大荒；而他们的业绩也必然要流芳百世，那是因为已变成北大仓的热土每年为国家提供数以万吨计的粮食。他们的顶头上司，正是那为军功显赫、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将军王震。
当王震将军在北大的地图上用红笔划出几个圈时，车流滚滚的大部队如当年南征北战一样向那里源源而去。谁也想不到，最早的尖兵选点部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现任新疆兵团土地管理局处长的何天山。另一个就是严以绥。
或烈日炎炎，或暴雨如注，他们连同一名向导，身背仪器、枪支、干粮，跋涉在熊狼出没的草莽林榛之中，奔波在蚊虫成群的万古荒原之上，饿了，吞口干粮；渴了，找个草窝放进一点清毒液取水。更危险的是荒原中千百年来交替不绝的枯草烂根密密实实地封住了河面，不慎掉入，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他们须手握横竿蹒跚而行，以便在万一之际手抓横竿免沉泥河，等同伴来救。最后盐尽粮绝，只好打野鸭充饥。无盐的禽肉令人作呕，为了生存和工作只得硬着头皮吞咽，历经千辛万苦的44个日夜，期间只遇到过一个俄罗斯族猎人。值得欣慰的是，他们这支3个人的先头部队为而后进驻荒原的大部队指明了进军与创业之路，严以绥为此而立功受奖。
他火热的青春，基本上就是在这把荒原规划成现代化农场的艰苦岁月中度过。从1956年到1959年，他一直是优秀工作者。1959年他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和其他获奖者一道，得到与朱老总合影留念的殊荣。同年，在当时极其注重家庭成分的历史条件下，他以自己多年经受考验的思想品质和工作风范走进党的队伍。
在北大荒熊狼远遁，鸟语花香，联合收割机隆隆作响，把金黄的麦粒送进卡车时，他们这支久经考验的规划部队又挥师南下，直奔天涯海角。当时的热作学院院长、热作研究所所长何康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那就是要在海南这块宝岛上建成我们自己的橡胶基地。为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他们必须分秒必争地连续奋战。火蒙蒙的太阳下面，荒草萋萋，毒蛇出没，还有吸血鬼般的旱地蚂蝗。武汉测绘学院有两名同志被蚂蝗叮咬而中毒牺牲。与这严酷的自然环境同时降临的，还有1960年的灾荒岁月。他们每人每天只有四两谷子，却要奔波几十公里。百折不挠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执着追求使他们毫无怨言地积极工作。到腿脚浮肿，行走困难时，吃医院发给的特效药——一个椰子，病情便呈好转，于是便拄着拐棍再上征程。3年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他们的足迹踏遍海角天涯。今天，祖国的汽车早已用上了宝岛生产的橡胶。在这项宏伟的事业中，严以绥和他的同志们付出了他们的青春、鲜血和汗水。
被总统赞扬的人
1962年，刚从灾荒中挺熬过来的首都开始疏散人口，农垦部副部长张仲瀚动员部里的同志前往新疆，党员首当其冲，严以绥第一个报了名，并被批准与另外三个同志一道作为赴疆先遣队。出发前一天，原荒地设计院院长、当时调任湖南常德地委书记的崔济民同志找到严以绥，要这位精明强干，阅历丰富的部下去当他的秘书，严以绥很愿意随老上级前往常德担任前程闪光的职务，而且也不难改动。但他考虑到现状，怕上级收回成命会影响进疆同志们的情绪，于是坚决推辞。在这种崇高的思想精神指导下，严以绥于1962年7月举家西迁新疆石河子。入乡随俗，住在地窝子中的土地规划专家拿起坎土镘参加了蔬菜队，开始战天斗地练红心。
好琴不会老闲挂在墙上，同年年底，一封中央农垦部的电报使他火速赶到北京，在农垦部外事处处长率领下，严以绥等一行五人奔赴坦葛尼喀、桑给巴尔、加纳、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地，风尘仆仆，实地考察，至1963年3月完成任务返回，写报告呈送国务院和外经贸委，提出在坦葛尼喀、加纳和桑给巴尔等国建纺织厂、农具厂和农场等多项建议，经国务院批准，1963年下半年在坦葛尼喀即今天的坦桑尼亚开始农场规划设计工作。当时在非洲一些国家不仅有建工厂和农场的中国专家，也活跃着中国医疗队，他们给饱经忧患的非洲人民带去了福音。
严以绥又一次抛家离子，置身于别具情趣的异域洪荒之中，他们在荒原中的一座英国人遗弃的铁皮牛棚中安营扎寨，房顶上堆集着厚草，门前用树棍支起长长的廊檐以抵挡非洲的烈日。在中国打井队打出水之前，他们每天要开车去十公里外取水。有时吃饭时，房顶上会有青蛇掉到饭桌上，夜里出去穿鞋时，有时会触到缩在鞋中的凉冰冰的蛇身。狮子的怒吼和狼的嗥叫不时打破夜的宁静。在他们的实验田里则出现巨蟒缠死幼豹子的奇观。
已过而立之年的严以绥愈加英姿勃勃，精明干练。一次鲁伏农场围堤决口，洪水蔓延。严以绥和大家一道，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跳进齐胸深的洪水中，考察情况，严以绥走在前面，用杆子拨开无数在水面上浮游极想爬到人身上寻找避难之所的蛇，那可怖的景象，令他终身难忘。
不论在鲁伏农场，还是在乌本加农场，他们的每个规划、每项措施，都要逐条按期向坦桑政府农业、建筑、水利等部门汇报。那里的官员多是内行的外国人，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国专家们的准备工作是如此周到细致，不论他们的质询如何刁钻，中国专家的答辩都无懈可击，最后他们不得不击节赞叹。
遇到场界等重大问题，他们要向尼雷尔总统亲自汇报，都能得到及时完善的解决，尼雷尔认识了这位精明干练的中国专家，并同他合影留念。遗憾的是，照片在“文革”中被家人焚烧，以避里通外国之嫌，严以绥认为，不管历史如何评价，他个人认定尼雷尔应属为民造福的好总统之列。任何以权利或知识为人民办好事的人，都应受到赞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严以绥渐渐习惯了这里的一切。银峰闪烁的乞力马扎罗山。那大龟能抗住五人骑坐的乌龟岛，那风姿独特的剑麻、猴面包树、木菠萝，那别具一格的水下桥，还有他们自己写在宿舍墙上的“万万岁”字样。时代精神升华为崇高的信念，那就是以忘我的工作作风树立新中国的崇高形象。严以绥正是以这样的信念在非洲工作，他和黑人兄弟相处很好，不仅能用英语，而且学会了斯瓦希里语同他们交谈。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地与他们合影留念，到建乌本加农场时，他已是中国专家组的副组长，不时前来视察的总统、副总统及有关部门官员对他们的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诸国，来到坦桑尼亚，在大使馆接见了中国专家，并共进晚餐。严以绥亲眼看到，总理手端两块切开的西瓜，首先到厨房，对两位中国厨师说：“你们工作最辛苦，这是从祖国带来的西瓜，你们先吃。”炊事员夫妇接过西瓜，感动的热泪盈眶。总理尊重普通劳动者的品格，也使严以绥深受感染和启发。
总理抽时间与中国专家亲切交谈。时值中国医疗队一名医生因公殉职，葬在当地，树立了高大的纪念碑。当地居民感激救死扶伤的中国白衣天使，把寄托哀思的鲜花摆在墓前，总理勉励中国专家发扬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并引述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诗句。这些都成为严以绥毕生勤奋工作的动力。
在总理访问期间，严以绥奉命每天午间把在大使馆做好的绿豆稀饭送到总理和秘书、翻译、医生四人下榻的总统府，直接摆到总理案头，每次总理都握手致谢。总理那明亮的双眸、慈祥的目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理专机虽有当地军警警卫，但中国机组人员日夜在飞机四周席地而坐，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因此，他也把给总理和护卫飞机人员送饭看作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光荣任务，总理和他们一起在使馆楼前的合影照片，他至今珍藏，给他以理想和信念的力量。
在严以绥等中国专家呕心沥血的工作之下，鲁伏农场和乌本加农场已在荒原中崛起，水稻产量早已突破本地每亩100公斤左右的记录，达到600公斤。
又是鸟语花香、机声隆隆的日子，他们要告别非洲，返回家园，何英大使带他们到总统府辞行，在门口告别时，尼雷尔总统拉住严以绥的手说：“希望把这位年轻的中国专家留给我们。”何英大使当即微笑鼓掌表示赞许。当然，这只是一种外交礼仪，何英大使不可能同意把中国专家送给外国。等回到使馆，消息很快传开，使馆的同志都和严以绥开玩笑说：“你走不了啦，尼雷尔总统把你留下了。”一时传为佳话。尼雷尔总统的话实际是对中国专家工作的高度评价，这是严以绥的光荣，也是中国专家的光荣，中国的光荣。
历史的功绩
80年代初，严以绥从在第一届全国系统工程学习班上一炮打响算起，在这个领域中已纵横驰骋了十几年，他以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把系统工程理论引入新疆的农业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又以独到的见解和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实践上升为深入浅出的理论，为培养农业系统工程的新人勤奋工作。
在以他为主编写的《农业系统工程应用100例》中引用了钱学森同志给系统工程所下的定义：“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一册册摆在他案头的著作和论文，一张张“中国农业系统工程开拓者”、“全国农垦系统先进教师”、“兵团教育世家”等的奖状或获奖证明，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幅幅在北大荒、海南岛、黑非洲的工作照，还有社会对他成绩予以回报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所有这些如一支如椽彩笔，画出了他多姿多彩、造福社会的人生画卷。这样的学者必定到处受到欢迎，而严以绥教授也一如既往，有求必应。他作这些都坚持无偿服务，但人们懂得如何感激他，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式，最主要的，那就是尊重与友情。
严以绥教授开朗而自豪地说：“新疆绿洲到处有我的朋友，我的事业。我今天仍马不停蹄，到处奔波，但只有快乐，没有疲倦。我要为绿洲的富饶奔波到最后一刻。”
这就是一个非洲挽留、绿洲欢迎的共产党人学者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