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退休工作处鹿笃玉

    1961年仲夏，二儿子刚出生，丈夫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要求调往新疆军区生产兵团农学院任教。作为妻子我责无旁贷支持他的决定。于是向组织递交请调报告。当我带着报告向室主任提出请调时，他感到突然，摇头不语，梢加思索后，他回答说：“有困难，如果在去年可以考虑，你收回报告，安心工作。同时做好你爱人的工作”。我想也是呀，去年贯彻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时，为充实地方，我局60%左右的技术人员，分别下放到全国各地。当下的人员一人三岗，同时规划本局三年内，人员不调进也不调出。但又想到丈夫要去的地方是祖国边疆，路途遥远，生活艰苦，亘古以来人烟稀少，政治、经济、文化都极落后，是急待开发建设的地方。身为共产党员，更应以极积的态度随调，大力支持。我就再次申调，搞得室主任无耐，叫我自己去局人事处联系。人事处答复：“暂不考虑随调，三年以后再作研究。”，并向我介绍说，去新疆石河子坐火车要七天七夜，后改乘汽车。石河子是刚刚开垦的地方，去后大人可以慢慢适应，恐怕刚刚出生的小孩和老人（我母亲70多岁）生存的困难程度要比北京多多少倍，物质、气候………。建议让你爱人先走，三年以后小孩大点，你再带着小孩举家西迁，比较稳妥。听后，感到不无道理，是实情。对随调思想有些松动。同时又想到五十年代解放进驻的人能生存我为什么不能。再说，我不能拖爱人的后腿。下决心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坚强精神继续随调，和丈夫一起带上孩子西行。将老人留在北京。经过几次的反复，局里终于同意我随调。在办调离手续时，再三叮嘱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并没有调你，你是随调。到那里如果对方不接受你，你立即可返回。就这样经过长途跋涉于1961年9月底到达目的地——兵团农学院。不久，我被分配到农学院托儿所，任所长职务。工作改行，业务大相竞庭，即来之则安之，就这样开始了边疆奋斗的生活。

    当时的托儿所入托的孩子一周回家一次。有病住庭院，传染病隔离，家长就出入，生活中的一切的一切都由托儿所负责。托儿所没有独立环境，更没有活动场地，一百多孩子挤在在家属楼下边的小间房子里。床位紧缺，有时小班一些床睡两个小孩。入托登记排队。小孩子吃的东西粮、油、副食品靠组织到处找关系、写报告、请求照顾。逢年过节兵团一些团场送院里的礼物（瓜果、禽蛋等），院领导全部送给托儿所，为小孩改善生活。全所四大员的事我一人管理，所谓所长实际是“管家”，三年后调图书馆工作。

    在图书馆工作的二十几年中，经历了教改“半工半读”、“四法”、文革、解散、下放、恢复、搬迁等等变革。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为教学、科研服务这个中心服务，紧抓不放。“半耕半读”时，学生到什么地方劳动、实习、，图书馆服务到什么地方。流动服务到田间地方。除此还设点服务。工作人员都是肩挑，手提步行很多公里到基地、团场送书送报。校舍迁到奎屯后，图书馆库存仍在石河子。教学、科研、生产需要什么，到石河子书库取什么。文革中各个学校停课闹革命，图书馆没有因造反、革命关一天门。节假日照常开门服务。学院解散时，全馆工作人员离开石河子前，还要将图书馆全部工作流程画好平面图供接收人参考。卫生彻彻底底地打扫干净，最后将全部钥匙交工宣队清点。七十年代在馆开始使用非书本资料服务，可谓捷足先登。八十年代初我为学生开文献检索课，这在全国高校中都是走在前面。

    我们图书馆公而忘私，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1981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曾受到表扬，会后当时的图工委秘书长庄守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志亲自来考察。1983年在全国图书馆馆长研讨班上我校图书馆作为院校中型馆代表，做专题发言、学习、讨论。1981—1985年期间，西安交大及新疆各兄弟院校曾多次来我馆参观学习。

    1965年我调图书馆工作，1975——1985年院党委决定由我负责图书馆工作。1990年我从图书馆岗位上退休。二十几年的工作，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资源宝库，所以工作再艰苦，再繁琐也无怨无悔。图书馆从奎屯搬往石河子时，早晨带着奎屯工作的同志们装车，车到石河子组织在石河子工作的同志们下车，每次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中午饭都没时间吃。

    在兵团四十多年的艰苦生活和经历的风风雨雨。坚定了我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真可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