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书同志现为石河子大学退休干部，1956年12月参军，1964年转业到兵团农十师，参加了185团一营一连（现称“西北边境第一连”）的创建工作，1970年—1972年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连指导员。此文根据本人口述整理。
进驻叶西盖
叶西盖是祖国西北边陲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在地图上从没有过标识，这里以一条名为“阿拉克别克”的小河为国界线与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阿拉克别克河宽不盈丈，枯水期的时候，小河最窄的地方一步就能跨过。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中苏关系紧张时，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叶西盖就是我方控制的其中一块。为了表明这块土地是中国的领土，185团每年都要派出机耕队到叶西盖播种冬麦，第二年再去收获。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苏联的边防人员经常入侵这里，与我边防部队时常发生争执甚至武装冲突，我外交部向他们发出过多次严正警告和抗议。在这里组建一个连队屯垦戍边，对于确保国土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西北边境第一连”。1970年2月，李同书奉185团党委的命令，到叶西盖组建一营一连。他带领五名军垦战士骑马进入叶西盖地区勘察，开始了建连的准备工作。当时的叶西盖，冰天雪地，积雪平均厚度达60多厘米。为了开春前全连职工能进驻连队，他们扒开积雪挖地窝子，又沿着土坡搭了些用苇子扎的简易房子。在刚挖好的地窝子里，就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李同书趴在被子上，拟写了一连的五年发展规划，以及当年生产、军训、思想政治工作计划。3月底，从全团抽调的55名职工，连同家属子女200多人来到了叶西盖。到了叶西盖，望着茫茫荒野，忍受着难耐的寒冷和铁衣远戍的辛勤，寂寞的思乡情油然而生。部分职工的情绪一度十分低落，有的还编了顺口溜，说这里是“黄土变黄沙，粮食不能打，地道不能挖，秋后还要回老家”。针对上述情况，党支部及时对干部职工进行了革命传统、国际形势和爱国主义教育，迅速稳定了队伍的情绪，鼓舞了士气。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职工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守卫祖国的每一寸国土是我们军垦战士的光荣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使这个信念化为大家自觉的行动。各班组纷纷向连党支部递交请战书，积极投入到了白手起家、建设连队的战斗之中。
初战传捷报
叶西盖离团部40公里，不通公路，只有一条穿越沙梁的便道，马车是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从头年12月到来年的3月底，大雪封路，交通断绝。全连200多口人进驻叶西盖时尚未开春，天寒地冻，没有住房，没有学校和幼儿园，没有蔬菜和食油，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这年春天，雪依然骄横恣肆，原先机耕队播种的1300多亩冬麦得了雪腐病。李同书召集支委会研究对策，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采取人工化雪的办法救急。全连职工起早贪黑，硬是在1300多亩麦田上撒了一层黑土。雪很快融化了，职工们又及时排出了麦田里的积水，进行了春耙。见到阳光的冬麦枝叶伸展，重新焕发了生机。这是全连职工和叶西盖自然恶魔的第一次交锋。为了赶在入冬前让全连200多口人住进新房，连党支部号召全连职工自己动手解决住房问题。在搞好春夏田间管理的同时，同志们利用早晨上工前和晚上收工后的时间，打了十几万块土块，连党支部组织委员、司务长翟胜美同志创造了日打土块1500多块的记录。夏收后，连队盖起了1000多平方米的住房，还建了学校、托儿所、粮仓及办公室。全连职工告别了地窝子，住进了土坯房。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建连第一年，连队就获得了大丰收，收获小麦60多万斤，平均每个职工生产1万多斤粮食，此外还种植并收获了4000多斤油葵、1000多斤蔬菜和西瓜。年终连队向团里上缴利润2万多元，成为全师唯一不亏损的连队，被农十师授予“四好连队”称号。
严冬挖排渠
叶西盖地下水位很高，四月下旬拖拉机尚不能进地，常误农时。为此，李同书带领连里的骨干，走遍了连队的每一块土地，制定了水利建设规划，连续3年利用冬闲挖排灌渠。这里的冬天，平均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有的地方积雪深达两米，人稍不注意就会陷入雪中。大雪封路，就让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志穿上毡筒在前面踏路，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跟上，雪深至腰部，却没有一个叫苦。连里的干部带头奋战在工地上，李同书在劳动中不慎砍伤了左腿，鲜血洇透了棉裤，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依然一瘸一拐地忙碌在工地上；三班班长、共产党员廉桂涛同志光着膀子将十字镐抡得上下飞舞，雪花落在他的背上、头上，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妇女班长、“女中豪杰”郝淑云同志日日超额完成定额任务，她使用的钢板铁锹在三个月里就磨去了三公分多，被评为“挖渠能手”；二班长周立民创下了日挖渠15立方米的记录。连续三个冬天，全连职工没有休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平均每人每天挖土方8立方米，共挖排水渠8公里，引水渠7公里，建成了覆盖全连土地的农田水利网；同时经过两年大力开垦荒地，全连耕地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还饲养了马、牛、羊等家畜。靠着勤劳的双手，一连这个边境连队从无到有，展现出了勃勃生机。界河堵决口1971年春节，是人们进驻叶西盖后的第一个春节。正当全连老小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时，界河突然发生了决口，河水顺着决口不停地往麦田里灌，决口越来越大，1000多亩冬麦面临灭顶之灾，情况十分紧急。李同书召集齐支委，带领全连同志迅速来到了界河边。2月的河水带着冰渣，汹涌地流着，必须下水才能堵住决口。为了御寒，李同书带领十几名同志喝了几口白酒，又脱掉棉裤，用白酒把双腿擦得发红发木，然后手挽手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打起了木桩；其他同志则在岸边忙着往麻袋里装沙填土，不停地往水里扔。水如针刺，冰如刀割。腿冻麻了，抽筋了，他们咬着牙坚持着。突然，木桩上的一颗钉子深深扎到李同书的腿上，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同志们连声喊着：“指导员！快上来吧！”硬是把他拉上了河岸，要把他背回连部，李同书一把推开他们，大声吼道：“别管我，快去堵水！”说完，又跳入了水中。几个小时后，水终于被堵住了。然而，所有的战友都病倒了，有的发起了高烧，在昏迷中仍喃喃着“挺住……挺住……”。刺骨的冰水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伤痛，所有下水的同志都轻重不同地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但多年之后，当他们回忆起往事时，依然无怨无悔。
火场就是战场
1971年8月5日中午两点多钟，全连职工刚下班，家家户户正忙着做午饭。李同书在进家门时偶然一回头，突然发现界河边浓烟滚滚，火光闪闪。他心里一惊：坏了，起火了！如果大火不能马上扑灭，沿边境线的一千多亩原始森林将毁于一旦，破坏了自然植被，界河就会改道流向我方，大面积的国土将会成为苏联的，那样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另外，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如果大火烧过界河，就会给外交方面带来很大的麻烦，一要赔偿，二有损国威。火场就是战场，时间紧急，李同书立即找到连长柯玉华，简单碰了个头，就带领全连职工家属100多人急匆匆赶往火场。连部离火场近两公里，但参加灭火的干部职工和家属仅仅用了10分钟就都赶到了火场。这时已是火光冲天，烈火熊熊，烧得大树、茅草“啪啪”作响，人根本无法靠近，唯一的一台拖拉机也失去了作用。河道里满布着密密的芦苇，大火还有20多米就要烧到界河，打不出隔离带是无法控制住大火蔓延的。大家都急红了眼，怎么办？只能拼了！李同书、柯玉华将救火的同志简单地作了分工，一部分同志伐树，一部分同志压芦苇。伐树的同志有的被浓烟熏得眼睛看不见，气喘不上来，晕倒后爬起来再干。压芦苇的同志跳进齐腰深的苇湖里，用身体压、膝盖跪，把芦苇压进了泥沼里。有的同志因离大火太近，衣服烧着了，在苇湖里压灭后接着干。他们的手脚被芦苇划破了，很多人甚至浑身都是血口。连续奋战了七个半小时，同志们没顾得上喝一口水，吃一口饭，硬是把大火扑灭了，保住了大片森林，保住了国土。在这场火与血的考验中，大家把生命置之度外，哪里最危险就冲到哪里，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共产党员廉桂涛、张树春、郑士红、刘道昌、赵从正，有四班长姚树托、一班长蒋进文、下放干部徐春惠和王振久、女班长郝树云、胡翠英，还有家属陈兰英等。老职工徐伯君身体不好，连领导就没有让他上火场，而是派他在连部守电话。他心里惦记着救火的战友们，就烧了几桶开水，挑到路口等同志们回来喝。当同志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归来时，这盛满兄弟之情的一碗水，立刻驱赶走了疲劳，很多同志都流下了热泪。原始森林里腐殖质有60多公分厚，如果死灰复燃，后果不堪设想。队伍撤离火场时，李同书与柯玉华商量，准备留下几名骨干同志值班。职工干部争相请战，最后两名连队领导决定和支部委员翟胜美、二班长周立民、共产党员邢生金3名同志一起留下，清理火场。大火过后，成群的蚊虫又蜂拥而出，向人疯狂地进攻。185团是蚊虫肆虐的地方，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非洲的乍得湖和坦噶尼喀湖地区并称“世界四大蚊区”。界河对面苏联边防哨所里的士兵，就是因为忍受不了河边蚊虫的肆虐，将边防哨所后撤了几公里。在夏季，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田里劳作的职工都要戴上自制的防蚊罩，有的人还往两腿和胳膊上抹上柴油。在这个不眠之夜，五名同志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耐的疲乏，借着月光，把火场来回篦了几遍。当最后一个隐患被消灭后，天边已露出微微的曙光。多年后，李同书仍十分感叹：“在血与火的考验前，更显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只要上下团结一致，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困苦。这么多年，我最忘不了的，就是我的战友们对党、对国家的那份深情，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那股豪情。”
忠孝不能两全
1972年7月5日，185团党委召开夏收工作会议。会后，团部的干事交给李同书一封家信，信是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寄来的。李同书知道母亲有病，心想母亲的病可能又加重了，他怕自己感情难以控制，当着外人的面没敢把信拆开。在回连队的路上，李同书的手在口袋里一直紧紧地握着那封信，途经一片白桦林时，见前后无人，他才颤抖着双手打开了信。信是母亲口述，别人代写的：“儿啊，娘患的是鼻窦癌，已到晚期，现在双目失明，疼痛难忍，生不如死，你快回来看我一眼吧，否则，你就见不到娘啦。娘别无他求，唯一的希望就是再见你一面。自从你去了新疆，我们有八年未见面了，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难道工作就真离不开吗？”读到这里，李同书已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李同书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母亲十分疼爱他，他对母亲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想到离家千万里，平时不能尽孝，死时不能送终，李同书心如刀绞。他手扶着白桦树，遥望着家乡的方向哽咽着说：“娘啊，您痛在身上，儿疼在心里，儿恨不能立刻来到您的病榻前。但是，娘啊，儿肩上的担子和战争年代一样重，现在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担当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双重任务。一连是个小连队，就我和柯连长两个连职干部，正式职工只有50来人。现在连队开荒造田已经3000多亩，劳力少、任务重，地理位置又很特别，离边境线仅一步之遥，夏收完就是冬播，柯连长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这个时候我怎能向团党委请假呀。娘啊，您是深明大义的老人家，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您送大哥上战场，抗美援朝时，您又送二哥去保家卫国。今天，轮到了您的小儿子为祖国边境安危尽职尽责，请您能原谅儿子的不孝吧。”清风拂泪，云涛低垂。唯有沙山半山腰上那两丛红柳，一双守望着国境线的“大眼睛”，在注视着他。李同书又一次增添了戍边守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看着这双眼睛，他似乎看到了远方母亲深情的目光……回到连队，李同书给在团部工作的一个战友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替自己给老母亲寄去30元钱，自己又连夜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老人家，等8月底冬播结束后，一定回去探望她。但不幸的是，老人家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8月10日就撒手西去了。家里的亲人后来告诉李同书，母亲弥留之际，手把床头，仍在低声呼唤着小儿子的乳名……李同书最敬重的老首长、时任185团政委的魏长君得知此事，不胜唏嘘，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劝慰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忠孝不能两全。要忠心报国，就顾不了小家了。”时至今日，每念及此，李同书都不禁老泪纵横。
后记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参加创建“西北边境第一连”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安危，奉献了青春年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西北边境第一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日的土坯房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而又宽敞的新房，通连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有线电视和电话。近年来，连队种植亚麻、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康连队。连队一天天在变化，但多年始终不变的，不仅有每天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国旗，还有依然激励着新一代兵团人开拓创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界划定，叶西盖这块“争议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里又重新洒满了和平的阳光，但这里的年轻一代仍然传唱着老一辈人编写的歌谣：“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界线旁牧羊牛”，依然履行着屯垦戍边的职责，守卫着祖国的那一方国土，成为共和国永不移动的界碑。如今，“西北边境第一连”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老兵团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们。
